地理学家李吉均院士自述

　　人的一生许多事很难由自己决定。但个人志趣有时对人生道路也很有影响。1952年我高中毕业，国家大建设即将开始，工业的粮食是矿产，因而我选择了地学作为专业。当时幻想骑一匹白马漫游在祁连山的深山幽谷中，很有诗意。大学毕业把我分到兰州，这本来不是我所料想的地方，但却实现了我中学毕业时的幻想。1958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研究祁连山的冰雪资源。我有幸成为冰雪队的第一批队员，并率领了一个小分队承担黑河上游现代冰川的考察工作，而且真的骑上了马背。从此，我和冰川以及中国西部的高山、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施雅风先生是我科研上的引路人，这不仅因为他是冰雪队的队长，而且长期对我的工作予以热心帮助和指导。记得1972年我刚从“文化大革命”困境中走出来，就去找了他，他当时也“解放”不久，正在搞珠穆朗玛峰科考总结。他让我编写一本叫《冰雪世界》的科普册子，任务不重，但我总算又重操旧业了。197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首次进藏，我作为冰川组长负责了西藏以及后来横断山的冰川考察工作，多次进藏和在川西高原工作，不只一次受过伤和染重病，但都坚持了下来。在《西藏冰川》一书中首次系统讨论了西藏的现代冰川，形成一些新见解。但是，作为一个地貌学者，我不仅关心冰川和冰川地貌，对青藏高原的隆起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因而，在1977年经青藏队在威海市学术讨论会上决议，由我主要执笔完成《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发表在1979年的《中国科学》第6期上），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7年我随施雅风先生出访欧洲，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冰川学术会议，真正到了世界冰川研究的发源地，心潮澎湃。在访问英国基尔大学时结识了德比希尔博士，他和我的领域很一致，因而回国后经教委批准我邀请他们夫妇来到兰州大学，除组织授课外，我们专门开了一个冰川沉积研究讨论班，参加人员后来去庐山、天山进行了现场考察并在以后数年中展开了一场中国地学界关于中国东部庐山等中低山地有无第四纪古冰川的大争论。为了搞清问题，我三上庐山，后来写成《庐山第四纪环境演变和地貌发育问题》，发表在1983年《中国科学》（B辑）上，并和施雅风、崔之久一道编写出版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专著，全面论述了我们的新观点。大意是说庐山等地的古冰川遗迹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所谓的冰川沉积是以泥石流为主的山麓扇形地堆积，并广泛探讨了中国东部第四纪环境演变问题。这本书1989年出版，影响很大，困惑中国地学界半个世纪的古冰川之争大体上被澄清了。

　　80年代初我的兴趣转到了黄土方面，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得知前苏联中亚费尔干那谷地黄土的古地磁测年为200多万年，但当时我国只认为黄土开始沉积于120万年以后，这引起我的怀疑。1983年我邀请美国南加州大学的D。伯班克博士来兰州大学讲学和工作，我们一道对兰州最厚的九洲台黄土剖面进行了采样。1984年我访问美国和伯班克一道对九洲台黄土进行了古地磁测定，确认了剖面底部黄土可达130万年。该成果在1984年美国第四纪学会年会上进行了交流，1985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成为当时向国外介绍中国黄土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之一。该文把兰州黄土与洛川黄土进行对比，发现兰州黄土比洛川年轻许多，但沉积速率是洛川黄土的4～5倍。关于兰州黄土年轻的原因，被认为是反映青藏高原隆起的影响，由此开始我把兰州黄土研究与青藏高原隆起的问题联系起来。

　　作为冰川学工作者，我对南极研究一向比较关心。苏联南极东方站2083米冰芯气候记录结果发表后，引起我的注意。我早已发现临夏北塬晚更新世后巨厚黄土剖面下部有3～4条古土壤，因而萌发了我把黄土记录特别是磁化率曲线与南极冰芯氧同位素曲线进行对比的念头。1988年我已正式完成了这种对比研究，并向德比希尔、库克拉和波特等展示了研究成果，但一直到1990年底才得以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刘易士见到此结果曾建议发表到《自然》杂志上去，我却坚持在中国杂志发表，看来是坐失时机的不明智行为。

　　黄河兰州附近段落有发育完美的阶地系列，本世纪前半叶即引起安特生、杨钟健等的研究兴趣。我从九洲台、北塬的工作得到启发，因此指导研究生把兰州黄河阶地以黄土古地磁测年为主要手段彻底搞清它们的地质年龄，结果发现兰州黄河阶地共有七级，我把它们的形成和青藏高原的间歇性上升联系起来，并发现兰州以上黄河各段落的年龄逐渐变新，分别与兰州的特定阶地相对应，说明随着高原的间歇性上升，黄河不断溯源侵地，也相应地不断下切。博士生潘保田根据我的这一思想把整个黄河从三峡到黄河上游的发育作了系统的考察分析，文章答辩报导后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意，这是对中华民族摇篮——黄河的起源作的第一次成功的发育史的研究。我的文章《青藏高原隆起对环境的影响》则发表在1991年《第四纪科学评论》（英国出版）第6期上。

　　近年来，我参与申请与执行有关青藏高原研究的国家“九五”攀登计划（孙鸿烈为首），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青藏高原隆起的问题。在1979年的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一个重要结论，认为青藏高原在第三纪曾两度夷平，在第三纪末高原海拔340万年前？仍然只有1000米左右，地面景观为热带和亚热带类型，有热带喀斯特发育等。近年来国内外均有许多学者著文探讨这一问题，不少人以为青藏高原隆起要早得多，比如哈里逊等就以为800万年以前青藏高原就已经达到现代的高度，南亚季风那时就出现了。我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青藏高原在300万年、240万年和160万年的时候分别发生三次强烈的运动，可分别命名为青藏运动的A、B、C三幕。大约距今240万年的时候高原的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了2000米，动力和热力作用导致亚洲大气环流的调整，从而激发了现代意义的东亚季风，黄土高原也正是这时开始堆积黄土的。兰州的黄河是160万年才正式出现。因此黄河是青藏高原隆起的产物。近来我指导博士生作金沙江河谷地貌的研究，其结论与黄河相同，在160万年以前金沙江不存在，是惟内流湖泊或阻塞河谷为归宿的分散水系。金沙江是160万年的青藏运动后才下切贯通的。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满足的就是能不断有所发现。近来我不断重温和思索中国新生代研究先驱德日进关于“亚洲干极”的思想。我认为虽然他把蒙古高原当作亚洲干极是错了，但他的整个思路是很正确的。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在目前的藏北无人区形成Troll所指出的高寒干旱核心（已被中国学者郑度等证实），我认为这正是德日进所要寻找的真正的“亚洲干极”。整个欧亚大陆自然景观的演化都无不与这“干极”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以它为中心，欧亚大陆自然景观实际上呈近似同心圆形的分布，这是地球陆地表面最壮丽的图案，此中之谜尚有待研究和破解。

稿源：西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