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密

　　第二，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它可能在克什米尔、北方邦边界、锡金和阿萨姆邦给印度造成巨大的麻烦。此外，对印度来说，这些问题连同巴基斯坦会产生乘数效应。英迪拉·甘地懂得这一战略事实，特别是在全阿萨姆邦学生会骚乱期间。事实上，1981年英迪拉·甘地专门要我去向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以便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现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中国从来不鼓励阿萨姆邦的极端主义鼓动者非法越过边界到中国去并把问题国际化。中国的这种合作性的不干涉政策使印度获益匪浅。

　　我们暂且不谈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会带来的其他好处，比如说在联合国和双边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益处，这两个不可改变的战略事实使得任何印度政府都必须努力实现中印和睦。不幸的是，印度有些人只知道嘲弄中国，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感，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今天仍在掌权。

　　最基本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印关系并不热烈，也不合作。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对立、边界冲突，还是其他原因？

　　依我之见，中国不应该把边界冲突作为与印度发展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障碍。中国与14个国家拥有共同的边界，除了印度，它已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印度与6个国家拥有共同的边界，除了不丹外，与其余的五个国家都有边界冲突。因此，在边界问题上，需要为自己辩解更多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既然几乎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解决不了的根本利益冲突，对立也不能成为中印不和的原因。因此，正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不时地影响中印之间的关系。这其他原因是印度在处理中国西藏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印度教的模棱两可和缺乏透明度。而对中国来说，“中央王国”的骄傲使它不能直截了当地向印度阐明它在西藏问题上所担心的事情。

　　为了印度的战略意义，有必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并为之付出代价。这意味着，根据我对此形势的理解，必须公正地解决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合理担心，以及它在1954年的条约（该条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所做的承诺之间的矛盾。如果能使这个承诺透明化、前后一致，并可公开说明，那么印度对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就会消除了。那么，在双边会谈中向中国表达它在西藏问题上的担心，就不会被误解，而且中国也会愿意满足印度的愿望。

　　如果果真如此，印度人必须仔细听取汇报，并消除英国对西藏问题的两面派做法。英国通过制造一个“宗主国”的封建概念，使大家对西藏的地位模糊不清。这使得西藏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消除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做法是印度政府的责任。这不能由印度社会中任何其他的机构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