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不但错过了回到西藏的一个历史性机会，而且主张和解、温和的道路，即他经常鼓吹的佛教“中间道路”。他和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逆道而行。人们只要读一读达赖喇嘛的公开演说和声明，以及“西藏独立运动”的充满仇恨的文章，就可以得出这样的评价。经过10多年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努力，中国政府终于失去了耐心。而且中国政府发现达赖集团插手计划和煽动了1987年9月和1989年3月在拉萨爆发的暴乱，毫无疑问这也促使中国政府对达赖失去耐心。后来到了1989年10世班禅的逝世，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在拉萨举行的纪念仪式。达赖可能认为这种和解的姿态过于微弱，拒绝了邀请。那一年，国际舞台上反华的政治气氛很紧张，达赖喇嘛被有政治意图的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公开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达赖失去了耐心。但是，即使对达赖喇嘛的议程和活动做了实际的、直截了当的评价，会议仍重新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贯立场，即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弃西藏独立的计划，停止一切分裂活动，就欢迎他尽快结束流亡生活回国。此外，他应该抛弃“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活动。”

　　官方的最后新评价是第14世达赖喇嘛不再是一个如他所称的能给大众带来幸福的宗教领袖，而是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罪之人。他被认为主要是一个政治分裂者，分裂分子政治集团旧思想的领导者，在西藏从事破坏稳定的活动，在外与中国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勾结把西藏问题国际化。这个集团还从事许多不符合宗教教规和教义的反动活动，反对中国共产党，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之后，中国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即不允许有任何分裂活动的思想和标记。对达赖喇嘛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和影响做了斗争，对寺庙里的活动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督措施，并对僧尼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活动。此外，在西藏公共场所看不到达赖的画像，此举激怒了西方“西藏独立运动”支持者。相反，10世班禅喇嘛与第14世达赖喇嘛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0世班禅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物，他的画像在西藏的大部分地区都有悬挂或销售。

　　1992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同意了第17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然而，在第10世班禅喇嘛转世问题上，达赖喇嘛集团和中国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大活佛转世的寻找和认定，有一整套固定的程序、宗教仪式和历史传统。程序的最后一部分是金瓶掣签，这是从18世纪流传下来的做法，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标志以及对独特的喇嘛教的宗教仪式、传统和程序的尊重。

　　一旦通过金瓶掣签确定了“转世灵童”，在这个小孩坐床之前，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但是1995年初，达赖喇嘛与西藏一些有影响的势力勾结，在印度把他认定的一个小孩宣布为班禅喇嘛的转世化身，这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挑衅行为。这是蓄意的企图分裂西藏人民和混淆他们的视听，并制造一个新的“人权”问题，在国际上炒作“西藏独立运动”。

　　杨同祥指责说，这个行动“反映了达赖喇嘛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他企图防碍我们的活佛转世程序。他不仅想给转世程序而且想给西藏制造麻烦。达赖喇嘛所做的事是完全非法的。一方面，它不符合历史制度和程序。另一方面，它不符合宗教仪规。达赖喇嘛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一个神！他没有权利来宣布这个男孩是否是一个活佛。”

　　中国政府拒绝了达赖喇嘛的选择，并采取行动反对那些与其秘密勾结的人。1995年，随着寻找和认定第10世班禅喇嘛活佛转世结束，按照既定的宗教仪式和历史习惯（在三个男孩中采取金瓶掣签），认定了第11世班禅喇嘛，并在中央政府的同意下在拉萨坐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