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如同他的前任一样被裹挟进历史的激流之中：英帝国主义侵略、经历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中国、沙皇俄国的野心、走向自由的印度、西藏内部的冲突等。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历世达赖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之一。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控制着信众并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不能低估。但是，中国官员的观点很清楚，根据与其打交道的长期经验，不能把他仅仅看作或主要当作一个宗教领袖。他是一个最高的政治领袖，领导运动寻求把所谓的“大藏区”从中国分离出去，他是一个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治人物，却装扮成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宗教人物和具有“快乐的艺术”的领袖。

　　印度一位倾慕达赖的退休高级外交官最近对我说：“达赖喇嘛同时有几条路可走”。 这样，达赖喇嘛就能够在《时代》杂志（2000年7月17日）最近一次采访中坚持说：“让我们走中间道路。我们并不寻求完全独立。北京可以掌管其经济和外交政策，但是真正的西藏自治是保护我们的文化的最好的方式”。达赖喇嘛宣称他的立场与其五十年代后期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组织一个“流亡政府”，或者为“独立西藏”运动提供活动的空间，或者发起许多敌对性的宣传，或者请求和接受任何外部帮助以削弱中国的主权或控制西藏。

　　早在1959年9月，达赖喇嘛不听尼赫鲁总理的特别告诫，寻求联合国介入西藏，没有成功。在过去的25年，按照其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决定，他多次出访，为西藏问题国际化寻求支持，并提出各种“现实的”建议以求西藏问题得以“令人满意的和公正的解决”。这些建议包括1987年9 月对美国国会议员发表演讲时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对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时提出的所谓斯特拉斯堡建议对五点计划所做的详述，1991年3月收回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所做出的个人承诺，而这一承诺是建立在指责中国领导层对这一问题持有“封闭和消极的”态度基础上的，同时还有1992年9月写给邓小平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宣传性的信件。在其所有主要的公开声明中，达赖喇嘛都坚持这样一个立场：西藏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它是一个位于亚洲心脏地带保障着该地区稳定的战略性的“缓冲国家”，它从未把主权出让给中国或其它任何外国势力，中国控制西藏的实质是一个“殖民”国家对西藏的“占领”，西藏人民从来不承认主权丧失。它也多次说到“六百万西藏人”并提出重建 “大藏区” 即所说的“Cholka-Sum",包括“卫藏、康巴和安多”地区。

　　与此同时，达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过激的现实主义者，致力于佛教徒的“中间道路”和非暴力，而不顾藏人中存在的采取相反行动的倾向。因此，他在各种场合宣称它并非寻求从中国完全独立，也不是为自己在“未来的西藏”寻求任何政治地位，他是意图为西藏的未来而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建立一个自治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基础是经过人民同意并体现共同利益的法律，既保护他们自身又保护他们的环境。他会满足于充分的高度的自治，中国中央政府只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

　　在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追求社会政治稳定的时期，中国的兴趣发生了变化，做出了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决定，并为其回国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高层领导人的两个主要政策声明提出了这一政策框架。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媒体采访时指出：“达赖可以回来，但是只能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回来”，“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爱国。我们欢迎任何人回来，无论他爱国是早还是晚”。1991年5月，李鹏总理也在一次媒体采访时明确指出：“我们只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之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是，经过1979年至1992年间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与考察团之间几轮非正式的会谈和接触之后，在观察了达赖喇嘛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之后，中国政府到1994年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时就得出了暂时性的结论，就是“达赖集团”非常虚伪，和中国的“国际敌人”勾结，极力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破坏自治区的稳定，其实质就是寻求“独立”，“半独立”或“变相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