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传统的东西在城镇和乡村随处可见。在去泽当的公路两旁，你可以看到大量的藏族人如何在泥巴和石头砌成的房屋里居住、耕种土地和饲养家畜；经幡迎风飘扬；原始的农耕方式和游牧作业方式；可怜的生存环境；色彩鲜艳的长裙，带有斑纹的围裙和念珠；人们蹲坐在路边；孩子们在家里、田野里劳作，或饲养家畜。这反映了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地低于中国全国的平均水平。

　　显然，西藏还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要他们保持传统的东西不变，是一种浪漫的想法，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要求而成为不可能。这种想法不符合实际，对广大的西藏人民来说也不公平。作为非常虔诚的教徒，他们与其它地方的人民一样，热切渴望解决基本的食品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以及一份正当的工作问题，并且尽快提高其生活水平。

　　到山南地区泽当郊区的一个子女众多的农民家庭进行访问了解，他们的这种渴望就很明显。这是一个十口之家，其中七口人仍然居住在这个简朴但宽敞的、按照传统进行装饰的家里，户主是56岁的洛珠。他和妻子都不识字，但他们的五个孩子中的四个都上了学（一个女孩例外）。50年代，这个家庭没有自己的土地，靠喂养驴和养牛为生，但洛珠说他家并不是一个农奴家庭，也不是最为贫穷的家庭。1959年民主改革之后，他家里获得了一些土地。但是直到70年代末期，其每年的收入也只是仅仅勉强维持生活。

　　现在，洛珠家里有22亩土地，就是1.46公顷，通过银行贷款买了一台拖拉机，养了六头猪和五头牛，到市场上去卖谷物和牛奶。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从居住的房屋、精心制作装饰的家具和大量的消费品中得到证明。正如洛珠所说， 70年代末期整个村庄搬迁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生活条件得到了基本的改善，1979 年这里实现了电气化。五个孩子中的三个，包括小女孩都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家里最小的孩子是一个男孩，正在上高中；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在乡政府供职；其他三个都是男孩儿，一个是种地的农民，一个是拖拉机手，另外一个在当地市场上蹬人力车为生。洛珠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态度观念、思想信仰和追求都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人。其次，在新的形势下，很多具体的家庭开销都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实际能力，差别很大。他们家能够很好地对新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反应，从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中得到益处，并提高自身的生存状况，但是还决算不上一个富裕的家庭。

　　在拉萨，无论是参观一家工厂，或一个大集市，或一家大型百货商店或一个中学或一家医院，或只是简单地转转看看，瞧一瞧崭新的办公大楼、样式一新的居民住宅区和许多正在建设中的工程，就可以感受到现代化转型的影响非常明显。

　　这些情况与旧西藏过去常有的情形大不相同。“西藏独立”运动的一个经常性的抱怨与指责是，中国政府一直寻求通过把传统西藏社会描绘成一片黑暗“使其在西藏的政策合法化”，但是，事实是不容质辩的。

　　历史和社会的记录以及外国访问者的描述表明，在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如果不是发生了武装叛乱和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实际上民主改革可能会晚一些），西藏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度，土地以及大部分生产资料都掌握在三大财产所有者——政府官僚、贵族和上层僧侣手中，这三大阶层只占全部人口的5%。大部分人口都是农奴和奴隶，生活得极端贫困，成为他们主人的财产的依附品，缺乏教育、医疗保健、个人自由以及各种权利，被迫提供不付报酬的劳役或“乌拉”、各种不断膨胀的苛捐杂税、强制劳役和土地税。农业大部分还是刀耕火种，现代工业实际上并不存在，交通运输主要是靠人背畜驮。生活状态如同野兽一般，缺衣少穿，疾病蔓延，人口增长停滞，人的寿命在36岁左右。在这一不公平的、压迫性的制度的顶层，存在着达赖喇嘛及其所代表的制度（无论“改革主义者”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这些事情上的主观感受是什么或声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