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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敬爱的周总理（上）
原西藏自治区主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 多杰才旦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进步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了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敬仰、衷心爱戴。我深感荣幸的是，在五、六十年代，自己曾与周总理有过几次接触。和所有见过周总理的人一样，周总理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今年是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西藏自治区党史办的同志约我写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我立即应允下来。当我静夜伏案执笔撰写这篇文章时，周总理的音容笑貌立刻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周总理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熟悉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１９５１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不久，我即奉命到西藏工作。从此，我在雪域高原上工作、生活了３５个春秋。１９８６年，我虽然离开西藏来到北京，但仍在以西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毫不夸张地说，我和西藏有不解之缘，把一生献给了西藏。然而又有谁知道，竟是周总理的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呢？
话不能不扯到稍远一些。１９４８年秋，我离开家乡青海，千里迢迢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党领导的北京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我到校后，很快接触到党的地下组织，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接受了革命真理，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中去。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队和文艺宣传队，迎接北京的解放。
北京和平解放后，我不由得想起了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家乡，决心为青海的解放尽自己一份力量。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我以探母病为名赶回青海。在那里，我见到了自己曾就读的蒙藏学校的校长洛桑香趣先生，向他介绍了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解释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洛桑校长听完后很受鼓舞，马上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串联了一批进步人士，成立了“青海各界各族迎接解放会”。组织是成立了，但苦于没有党的领导，不知应该具体做些什么。洛桑校长又派我赶回北京找共产党联系，请求指示。于是，我扮成做买卖的回民，办了假身份证，途经当时依然被国民党控制的兰州、包头、绥远，赶到了北京。北师大党员同学马上把我的情况向刘仁同志（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做了汇报。两天后，我就被接到了北京军管会。党组织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本来准备派我重返青海通知洛桑校长，青海解放在即，不要轻率活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但考虑到路途上风险太大，况且一野进军神速，国民党的马家军主力被歼，青海解放指日可待，就把我留在了北京市委招待所。随即，我被补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
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我参加了全国政协民族代表团。民族代表团里有刘格平、杨静仁等同志，我和蒙古族的金汉文同志是候补代表。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并聆听了伦的讲话。会议结束后，我参加了中央民委的工作。民委在筹建中成立了一个民族调研组，杨静仁同志是组长，我任副组长。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从政权的更替看，大局已定，我们的祖国正在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这时的我，不大安心在中央民委继续从事政治工作，想回到学校学习，特别想学习农业，日后好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于是，我郑重其事地向中央民委领导打了一个报告。民委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同志找我谈了话，表示：“你的事我们可做不了主，必须报告周总理来决定。”过了几天，他告诉我，总理发了话，叫我“就在工作岗位上学习，边干边学”。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就明白“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道理，周总理的话岂能不听，我便放弃了自己弃“政”就“学”的打算。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年仅二十几岁的我正面临人生抉择的重要关头，正是周总理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他的一句话把我留在了中央民委，不久又奉命入藏，把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与西藏的革命、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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