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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民永远怀念周总理（上）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
我曾在西藏工作了１６年，因为工作关系，有幸同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触，得以经常聆听他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并深深感受到他对西藏许多具体事情和各阶层人士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如今，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我也于１９８０年调离西藏。然而，只要我想起总理，眼前便浮现出一件件往事：
关心西藏的经济建设
１９７２年２月，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西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小型工作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会议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当轮到我汇报西藏的情况时，总理插话问道：“你们日喀则机场建得怎么样了？”我答道：“基本修完了，已经进入工程收尾阶段，把附属配套工程搞完就结束了。我们准备明年着手建设邦达机场。”总理点点头说：“西藏的新机场要抓紧建设，原来的那个贡嘎机场太小了，跑道只有＊＊＊＊米长，＊＊米宽，大型运输机不能停，军用飞机也不便降落，这怎能适应形势呢！”要发展西藏经济，巩固国防，就要把交通运输搞好。西藏新建这两个机场是经总理和军委批准的，作为党委和军区的负责人，我仅知道贡嘎机场太小，跑道短，却没能象总理那样，记住跑道长、宽的具体数字。当我谈到西藏夏天涨大水冲坏公路桥梁时，总理说：“你们军区是否住拉萨河边？”我说是。他说也要注意防洪保安全。这说明总理的记忆力十分惊人。
在１９５９年４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谈到西藏问题时说：“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西藏高原早日建成一个真正的人间乐园。”根据总理的指示，全国许多省市都以大批人力物力支援西藏建设。早在１９５５年，总理便亲自批准拨给１００万元人民币用于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燃料都是由兰州炼油厂供给的，但运输是个大难题。先得用油罐车从兰州沿兰新线行驶１１４２公里，在甘肃西部的柳园卸下后，再由西藏用汽车将油运回拉萨。汽车往返总里程约２５００多公里。如果一台汽车装回的油开到边境，那就仅够汽车自身往返用，所以我们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
１９６９年，西藏自治区和西藏军区联合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呈送了一份关于铺设从青海格尔木至拉萨西郊１１００余公里输油管道的报告。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将报告转呈周总理后，总理在百忙之中专就此事进行了审查，批示同意。在总理的关心和总参、特别是总后的全力支持下，输油管道于１９７２年春接通
输油，解决了军队和地方用油的大问题。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贯重视西藏的交通问题。总理多次说过，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只有西藏没有铁路。１９７０年，总理对修建青藏铁路的问题指示说，要巩固边疆，开发边疆，发展西藏，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面貌，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修路，要争取在１９８０年将火车通到拉萨，最迟１９８２年。毛主席对修青藏铁路也是同意的。后来，这条铁路因故只通到格尔木。
关心爱国人士
１９６６年夏秋，“文比大革命”席卷全国。这年的９月２７日，军区接到了北京周总理打来的紧急电话。他告知自治区和军区负责同志：“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来，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第二天，我们奉命派人护送他们进京。阿沛夫妇刚到北京，总理便对他们的吃、住、警卫作了详尽的交待。这年１０月，我和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到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要动员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子女到北京来，一是让他们学习、工作，二是对他们进行保护。”我们返回拉萨后，马上将总理的意见转告给阿沛的子女，他们听后非常高兴，都很乐意去北京。他们到京后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有的上学，有的参加了工作。
１９６８年７月，西藏自治区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有一天，总理来到京西宾馆，将我们叫到跟前说：“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是爱国的，他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１９５１年，他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的签字者，是立了功的；二是１９５６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巳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向群众代表作了传达，做好与阿沛对话的准备工作。由于有总理的关心，加上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贡献以及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在对话中他得到了群众代表的欢迎和信任。在这期间，总理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代表对话的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总理知道了群众代表同意阿沛任副主任时，在电话中高兴地对我说：“阿沛是个好人，信任他是对的。”
一直到现在，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和他的夫人阿沛·才旦卓嘎经常深有感触地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总理对我们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在阿沛夫妇的卧室里，一直挂着周总理的巨幅照片。
藏族红军老战士天宝同志曾经激动地对我说：“１９６９年，在周总理的提议下，增选我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九大’闭幕后，总理对我说：‘中央决定你到西藏去工作，党的民族政策你是懂得的，到了西藏，要和那里的同志们多商量办事，要把西藏工作搞好’。”天宝还常提起他最难忘的一件事，那是１９７３年８月，正值党的“十大”召开，他在开会期间发现患了青光眼病。总理接到报告后，指示马上送他住院治疗，并让工作人员转告医院领导：“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天宝同志的眼睛。”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医院调集了专家会诊，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好的药物。经过专家的精心治疗，天宝的眼病很快便痊愈了，并且恢复了原来的视力。
周总理对西藏的其他爱国人士也很关心，经常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１９７０年９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总理问天宝道：“天宝同志，帕巴拉·格列郎杰现在怎么样了？”天宝告诉总理：“帕巴拉等一批人在被群众监督劳动，每天在露天打土坯。”总理听后不安地说：“不能这样下去了，上层人士，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愿意跟共产党走，就要欢迎他们，就要给他们工作的条件。”根据总理的指示，为了保护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和健康，１９７１年春，我们恢复政协组织后，即将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研究藏学、佛学，撰写西藏文史资料，闲暇时种植花卉、果树、蔬菜和良种试验田，同时做群众的工作，给他们在自治区、地（市）、县安排了政协委员的职务。逢年过节还对他们进行慰问，召开茶话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分批安排他们外出参观。对于一些知名人士，自治区负责同志经常登门拜访，倾听他们的意见。由于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注意发挥上层爱国人士的作用，所以给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
１９６８年８月，西藏自治区在北京举办筹建革委会学习班时，在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上争论不休，气氛紧张。这时，总理亲自找我谈话，他说：“你们军区党委和党中央原来打算让你担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现在两派意见难以统一，怎么办呢？我们认为，还是以大局为重，你出来给干部群众做工作，让曾雍雅同志（已调离西藏的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回去当主任。如果你同意，就请你来召集汇报团会议，由你来提出这个建议。”我当即表示同意。总理这才舒展了眉头说：“那好嘛，我听你们的消息。”我们立即召开了会议传达总理的指示精神，并分别给参加学习班的代表做解释工作，尔后将酝酿情况书面报告于１２时前送给总理。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抄起电话便听到总理的声音：“任荣同志吗？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收到没有？看过了吗？”我回答说：“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看。”总理说：“看完后，要组织大家讨论，把意见集中起来报告中央，以便修改后正式审批。”８月２８日，总理在汇报团全体会议上亲自宣读了成立自治区革委会的正式决定。随后，他对我和另外几位领导同志说：“如何贯彻，要在北京统一思想，然后向中央正式写个报告，回去后就按统一的意见办。”总理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抓住问题的症结，并因势利导地加以解决，这对稳定西藏的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理处理问题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工作方法，使各方面的同志都高兴满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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