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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循善诱长者风范（上）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办副主任 倪扶汉
周总理人格的魁力永远驻留在西藏人民的记忆之中。不仅由于他对西藏发展事业的卓越贡献为西藏人民所崇敬，而且还在于他那循循善诱的领导艺术，爱护宽容的长者风范，崇高而又可亲。他既是一位历史巨人，又象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普通人一样，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有着能够把人深深吸引的那种超凡的内在力量。在西藏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周总理那双智慧深邃的眼睛的注视，那双有力温暖的手的推动。
“民族合作、民族互助”
“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１９５７年８月，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周总理到会作《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回答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阿沛·阿旺晋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参加会议。半年多前，他跟随达赖喇嘛访问印度。１月１日，周总理在新德里接见达赖的随行官员时，阿沛代表随行官员向总理汇报，其中某些言辞不无偏激和失当，他深深感到内疚。现在要与总理见面，一方面他迫切希望从总理那里聆听有关西藏工作的指示，但又怕因内疚而引起的尴尬局面。
３日下午，周总理找阿沛进行了一次长谈。总理的态度和以往没有任何两样，还是那样慈祥可亲，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在印度那件事一样。阿沛要作检讨，被总理制止。总理说，阿沛你当时就清楚，西藏怎么能搞独立呢？美国所谓的帮助西藏独立，只不过是一个骗局，顶多也不过拿些钱来把达赖喇嘛一家养活起来，也还可能养活一些逃出去的僧俗官员。阿沛坚决反对搞独立，中央是完全信任的。至于那次讲话，在那种场合下，在那种政治气氛中，你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然你就会脱离随行官员，反而对工作不利，这正是你政治上成熟的表现。真够难为你了，我充分理解，完全不必放在心上。阿沛说，尽管总理不计较，原谅我，但从我对总理的感情出发，无论如何，我那样讲，有愧于心。
总理接着讲了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团结、社会改革和自治区筹委会工作等八个方面的问题。总理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目的，是在西藏树立一个希望中心。今后筹委会的工作，要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由藏族干部去做，汉族干部帮助。开始一个时期的工作不能太多，已经作起来的，如电站、医院、学校教育等等，应该好好地审查一下，如果可能作的，就一定把它作好。这样，藏民见筹委会作了好事，就会对它产生希望，使它成为西藏的希望中心。
当时，在西藏上层人士中，甚至在党内个别同志中的存在希望照搬苏联自治共和国制度，把所有藏族居住的地方都划为西藏自治区的想法，包括希望把江东德格土司管的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范围。周总理说，现在江西有几个县原来也是归江东德格土司管的，并不是归昌都管，我们因为要使昌都完整一点，所以就将江西这几个县划归了昌都。现在西藏自治区的范围是前藏、后藏，再加昌都，我们认为这个范围很合适。此外在青海、四川还有一些藏族，云南和甘肃也有一些。在历史上藏族的势力曾经很大，但是我们今天确定自治区地方的范围就不能光根据历史，因为各民族之间要合作。如果根据历史，那么蒙古也很大，明天我在会上还要讲这个问题。现在先给阿沛同志透个信，你看道理是不是这样。
阿沛听了总理的这番谈话，深深感到一位长者对晚辈的宽容和关怀，心说诚服，先前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了下来。
８月４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照搬苏联民族自治共和国制度，作了精辟的阐述。总理说，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共和国那样的制度呢？是从两国的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来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国和当年十月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而来的。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相互交叉的，内地更是如此。汉族曾长期地统治着中原。这样就形成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而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西藏比较单一一些，但指的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管辖的地区，而在其他地区，藏族也是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历史形成的结论是：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自治权利，而且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总理指出，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和后来国民党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不同。我们不是首先在大城市起义或者在工业发达的地区起义取得政权，而是主要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斗争，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共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
周总理进一步指出，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就有利于少数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权利，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合作互助。
周总理又说，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也是从历史上来的，经济基础是这样，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要想趋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该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周总理不仅在理论上给民族区域自治正名，使其获得正确发展，而且在建立自治区的实际操作上也给予了具体指导。
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４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阿沛、帕巴拉，要他们认真抓紧解决成立自治区的问题。他说：“过去达赖对这项工作没有认真搞。现在农奴翻身了，解放了，是第二次解放。要把这项工作抓紧。你们有责任搞好这项工作。如果你们再不搞好，人民会有意见，会失望。”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至９日，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成立西藏自治区。周总理决定亲自去拉萨参加成立庆典，但由于身体原因，他的愿望未能实现。１９７０年２月，周总理同尼泊尔驻华临时代办巴塔来依的会晤时说，五年前我有去西藏的雄心，现在身体原因，飞机不能在拉萨降落。如果飞机能够飞越西藏上空直达加德满都，我去一天也是好的。……我一直等待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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