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超现实”的纠缠
《风马旗书系》作者笔下的西藏和自己

  认识非等闲之辈的《风马旗书系》作者温普林、温普庆哥儿俩,是在1999年乍暖还寒的早春。记得当时在京北农村他们的“风马旗影视艺术公司”的工作室里,初次见面难以避免的拘谨还未彻底消除,笔者就已禁不住由衷地建议道:“你们该把自己对西藏的独特发现和感悟,用图文(照片和文字)并茂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写成书吧”。 

    没想到,离2000年春节还差半个月,笔者就先后接到万圣·东方工作室老总和普林的邀请。让去西单图书大厦参加他们和朋友签名售书活动(《风马旗书系》由《茫茫转经路》、《苦修者的圣地》和《巴伽活佛》三本书组成。书中一半照片和少量漫画,一半口述实录文字)!

    近月来,这三本书一直摆放在笔者的书桌边。每次翻阅它们,都像自己正坐在一位外表“嬉皮”(据称现在已变“雅皮”了)、内心却坦诚而有勇气的敢讲真话的朋友面前,注视着他那不无忧郁和伤感的双眼,倾听他满怀悲情和善意的侃侃而谈:

    ——他谈自己之所以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浮躁与喧器中激流勇退,自觉选择了远离汉地平原的“中心”城市和主流文化,毅然将自己放逐到藏区高原的边疆牧场和完全异质的西藏文化“边缘”,是因为在走过了“分不清童话还是现实的童年”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从而强烈渴望能在与一种文明的“超现实”“对话” 中,“寻找自己灵魂的归宿”、“心智的光明”和“生命的价值、意义”。富于艺术感的他当时认定:“西藏的自然,西藏的精神空间应该代表着巨大而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胸襟”,“藏族的精神境界高出了我们海拨几千米。”

 ——他谈自己也曾经“把西藏梦幻化了”,“把西藏向往成世外桃源”,但随着自己对西藏的“进入”和对西藏在“心理上的一步步接近”,他很快就“彻底丢掉了过去那种旅游者的猎奇目光”,逐渐从一个酷爱真实、自由和艺术化生存,酷爱生命和生活原生态的形式美感的,对藏族文化的纯审美“观赏者”成为了一名有“平常心”、“包容心”和“责任心”的藏族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他和兄弟、朋友一起,不仅用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下了一个生动的西藏(由一个个活佛、喇嘛、阿尼等出家修行者、朝圣者和路上的朋友共同构成的一幅独特的风俗民情画卷——文化人类学家们最为看重的“田野调查个案”,由一处处寺庙、道场、天葬台等与蓝天白云、高山草原、苍鹰融为一体的自然人文景观),而且帮助当地修建了禅印寺和重建了格萨尔纪念堂等。

    ——他谈自己与一些“文化人”的不同:“很自觉地愿意以一个平视的角度,一个恰好在场的普通人的视点,去观察、拍摄、思考周围发生的一切”并试图通过去自己的“主观选材”,努力去表现西藏这一特有文化现象中的“客观真实”,去表现一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日常化的西藏”,尽管很可能只是“以小见小”,但也绝不让自己像50年代的电影《农奴》那样“俯视”着把西藏妖魔化,或像80年代的扎西达娃那样“不经意”地“把西藏魔幻了一把”,或者像90年代“借西藏媚俗的最糟糕的”电影《红河谷》那样,“使尽浑身解数继续误导西藏”,故意“仰视”着延续对已经被“基本”“符号化”、“商标化”、“可以直接进入商业操作的”西藏的“文化误读”。

    ——他谈自己十余年来的西藏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过程,谈自己在具有独特美感的藏族文化形态中,苦苦追寻“精神的可能性”多年之后,“终于在90年代严酷的现实面前”,“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充满困惑,找不到解脱,也找不到出路”,因为他发现“西藏对于我越来越现实”,“每每回到西藏我的心灰变得极为脆弱和感伤”,“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惑”,“也特别现实、无助、无奈和矛盾”,深感自己至今依然只不过是西藏的一个“过客”,深感在现实人生中内心以“依然孤独”……。

    总之,作者诚挚地,“在表现西藏的同时表达自己”的真心和真情,并寄希望于由西藏“本民族的艺术家来表现自己的文化精神”,因为他“对自己越来越有一种隐秘的不满”——尽管他已经发现了“世界在脚下,日月在天边”,发现了“昨天的太阳毕竟是昨天的”,发现了“你要找的人人友爱之乡在你走的方向是找不到的,那要等待你这样的人去创造”!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在这个充满变化而又缺乏创造的时代”,“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把对“从来没有说话的机会”的“普通人的人道关怀带进了主流媒体”,“虽然有限但是有效地促使了国家媒体的某些转变”!……

      其实,尊敬的鲁迅先生早在1919年就已经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中告诉过我们了:“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倘若对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好……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我们要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如果“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后面这三句话,也是尊敬的鲁迅先生在1925年分别写《华盖集·补白(三)》中告戒过我们的!

    只要我们在追寻“精神可能性”的“漂流”和“流浪”中,没有完全失去“故乡感”,以致成为一蓬“衰草”或“狗尾巴草”,任“东西南北风”吹得四处飘散;只要我们在追寻中不高傲地以“救世主”自居,不在各种欲望和本能中彻底迷失自己,不自欺欺人,只要我们的追寻不是太过分地“超现实”和浮躁,而是始终让自己的脚步踏踏实实、坚韧不拔地踩在大地上……那么,在新一个“轮回”中“转世”的我们,就能用自己的生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因为每一个生命都绝不(!)仅仅是“过客”!因为每一个生命的手中,都还紧握着一根“接力棒”!

   笔者向来认为:对于有较高语性和灵性的人而言,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和体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愿《风马旗书系》的作者们能从自己与西藏文化的对话中,挖掘出更多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东西来!


作者: 周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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